中東戰爭對油價影響-歷次石油危機的比較

近年來，巴以衝突不斷發生，但大部分並未對油價造成較大衝擊。 巴以衝突起源於1947年。 彼時由於阿拉伯國家不滿意，聯合國對於巴以雙方獨立建國的決議，開啟了第一次中東戰爭，然後中東地區戰亂不斷，共進行了5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內部的衝突，更是每年都有數次。 全球資本市場對於局限於巴以內部的衝突，並不是非常敏感。 而有中東其他國家參與的大規模戰爭，對資本市場，尤其是油價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通過歷次石油危機的比較可以觀察到中東戰爭對油價的影響。

由於巴以軍不是主要產油國，局限在內部的戰爭對原油供給衝擊較小，資本市場對巴以內部衝突反應鈍化，究其原因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均不是主要產油國。 根據伊埃的統計，2016年以色列原油和寧西油日產量約為39萬桶，占全球總量的0.005%，而巴勒斯坦並不生產原油。 二者內部的局部戰爭並不會引發市場對於原油供給的擔憂，這也是近期的巴以衝突，並未對油價造成較大影響的原因。 如果戰士進一步擴大到中東其他地區，尤其是伊朗、沙特等重要產油國，全球資產可能重新定價。

過去發生過三次石油危機，對油價造成較大影響。

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至1975年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OPEC中的阿拉伯國家，為了打擊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援實施了原油減產、禁運等一系列制裁措施。 當時由於原油價格並非市場化定價權是由OPEC主導的制裁措施實施的。 原油價格由原來的2.70美元/桶快速上行至13美元/桶。

第二次石油危機，1978年至1980年

1978年底，伊朗內部發生政變，伊朗石油供給大幅减少。 70年代，伊朗是全球第四大原油供給國原油產量占比全球10%疊加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伊拉克和伊朗兩國的石油供給完全停止。 在此期間，油價大幅上行，從1978年底的13.2美元/桶持續走高，1980年底上行至40.3美元/桶。

第三次石油危機，1990年

1990年爆發的海灣戰爭是第三次石油危機的導火索，由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的爭端引起。 而後美國前蘇聯等國家的介入，使得海灣戰爭陞級。 海灣戰爭期間，原油價格也出現了大幅上漲。 從1990年中的15.3美元/桶上行至1991年的26.1美元/桶。

總結歷史，過去的三次石油危機呈現出了一些特點和共性。 首先，戰爭都是石油危機的導火索，回顧三次石油危機都是由戰爭開始的。 第一次石油危機是戰爭後的制裁。 第二、三次石油危機是因為戰爭影響了原油的生產和供給。 其次，均涉及到了重要產油國。 不論是中東戰爭還是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均涉及到中東重要產油國。 不論是制裁性減產，還是戰亂導致的被動減產，真實的供給短缺，使得原油價格上升。

隨著原油定價的市場化，供給因素造成的影響會减弱。 1981年之前，原油價格並非市場化，不論是主要掌握在OPEC等生產者的手裡。 前兩次石油危機時期供給的减少，造成了油價的上行，上漲幅度均超過200%。 隨著80年代石油、期貨等金融產品的引入，原油的定價，開始加入了金融市場的力量，囙此第三次石油危機對油價的影響明顯减弱。 除了當時國際能源機构緊急釋放、能源儲備等因素外，油價市場化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中東區域的戰爭確實可能會演化為石油危機，但牽扯到重要產油國是造成油價大幅波動的必要條件。 當前的巴以衝突並未蔓延到中東重要產油國。 此外，由於當前全球原油產地相比70年代更加分散，油價市場化因素更强，原油供給擔憂，油價大幅上漲的傳導效果有所减弱。

石油危機是70年代美國滯脹的元兇。 70年代，美國經歷了兩次滯脹，且時間上似乎與兩次石油危機相吻合。 談到1970年代的大通脹，大家往往會下意識和石油危機聯系在一起。 美國在70年代有兩次嚴重的滯脹時期，分別為1973至1974年和1978至1979年。 時間上，貌似能够與前兩次石油危機相對應。 如果細究美國70年代的兩次滯脹時期，由油危機僅為當時通脹上行的催化劑，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對不當是通脹粘性的重要原因。

70年代第一次滯脹，1973至1974年

美國通脹的開始，其實早於中東戰爭。 在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前，美國通脹已經開始上行了。 除了時任聯儲主席伯恩斯和OPEC主席格林斯潘歸因的財政擴張、通脹、衰退鏈條外，貨幣政策其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貨幣擰緊適松，財政寬鬆是大通脹的根本原因。 由於當時美國經濟仍然籠罩在前一次衰退的陰影下，刺激經濟成為了總統國會以及聯儲的第一要務。

雖然時任聯儲主席伯恩斯從1972年開始加息，但它卻封锁銀行調昇貸款利率，這使得資金大幅流向銀行貸款。 貨幣政策同比增速快速上行，價格管制不再奏效，和石油危機一起助推了通脹。 1972四季度通脹開始見底回升，CPI同比增速從1973年初的3.6%升至年底的8.9%，漲幅顯著高於聯儲綠皮書的預期。 折開來看，食品和能源價格是主要拉動。 1973年4月前期價格管制法案到期，1973年6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再次宣佈實施價格管制並控制農產品出口，但這次反而加劇了短缺農場主寧。 不供貨也不願意賠本疊加中東戰爭的爆發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鬆動，1974年CPI同比增速再次突破兩位數，公眾對價格管制也不再支持。 1974年價格管制法案到期後，永久的退出了歷史舞臺。

70年代第二次滯脹，1978至1979年

為了不破壞石油危機後的蹣跚復蘇，國會和聯儲重心仍然在經濟。 1976年，卡特接任總統，降低失業率，成為新政府首要目標。 雖然1976年經濟開始復蘇，但聯儲內部普遍認為經濟復蘇是脆弱的，無法承受快速的貨幣緊縮。 同時認為，當時經濟中存在過剩產能通脹不是來自需求復蘇，而是成本慣性。 只要過剩產能繼續釋放貨幣政策，就可以容忍通脹。 1978年，米勒接任伯恩斯，成為聯儲主席，也延續了這一看法，貨幣緊縮程度不够疊加。

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機，美國再次進入滯脹期間。 雖然聯儲為了應對美元貶值進行了加息，但聯儲內部對緊縮始終保持較為謹慎的衝擊。 聯邦基金利率的漲幅顯著低於同期通脹增幅名義利率走平，而通脹預期的抬升，使得實際利率下行。 伴隨著第二次石油危機和信貸管制法案SC RP對金融條件的衝擊，美國再次進入較為嚴重的滯脹時期，直到沃爾克接任聯儲主席抗通脹成為了聯儲的政策重心。 1979年8月，沃爾克就任政儲緊縮。 沃克爾認為，治理通脹的本質需要重塑公眾對通脹穩定的預期和貨幣政策可信度，這需要聯儲不能時緊實松而需要堅定的推進貨幣政策緊縮，這樣堅定的操作終於使得公眾開始。 相信聯儲有决心有能力對抗通脹長期通脹預期開始回落。

如果油價大幅上行，確實會抬升美國整體通脹水准。 長時間序列來看，雖然油價上行並不一定是歷次美國通脹的主因，但是油價上行期間，美國通脹確實會相應走高。 能源分項在美國總體CPI的權重為6%至10%左右。 能源分項的大幅走高，能够支撐總體CPI的上行。 若本輪巴以衝突過程中，油價確實出現了趨勢性的上行，則美國通脹能源分項對整體的通脹貢獻上升，美國通脹讀數可能會囙此上行。

如果戰爭演化對大類資產的影響。 過去的三次石油危機期間，大類資產表現往往體現避險特點。 戰爭爆發後，油價大幅上行全球大類資產整體表現為股跌債漲、黃金漲的趨勢，資產呈現出强烈的避險情緒。 而大宗商品由於受到油價走强的推動，期間收益往往較高。 石油危機爆發期間，油價上行趨勢確定。

過去的三次石油危機期間，油價均出現了超過100%幅度的上漲。 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對油價的衝擊大於第三次。 一方面，由於70年代的石油並非市場定價，而是供給主導的定價機制，使得減產、制裁等措施，對油價影響較大。 另一方面，90年代有了油價市場化，供給因素對價格的影響也逐漸降低。 儘管第三次石油危機，油價在短期內上行較快，但長期看，影響有限。

不同於70年代，現在全球油價定價市場化，能源供給多樣化化，油價上行的影響也較為有限。 事實上，近幾年，特別是2014年，國際能源機构緊急釋放和能源儲備的協同應對，有效地降低了油價的波動。 過去三年來，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幅度較為穩定。 近期巴以衝突未能對油價造成較大影響，如果戰爭擴散到其他產油國，可能會影響全球能源供給，引發更大的擔憂，市場情緒激烈化，金融市場波動加劇。 現有的各類金融工具對戰爭事件，都是具備一定的避險效應，一旦市場情緒激烈化，股市可能大幅下跌，國債期貨、黃金期貨等避險類資產漲幅顯著。 由於能源價格上行，也會對物價造成影響，導致通脹水准上行，國債價格下行，國債市場走低。

通過歷次石油危機的比較可以看出中東地區的衝突可能對原油價格產生一定的短期影響，但其影響不僅限於原油市場，還可能擴散到全球金融市場，導致股市下跌、國債價格下降、黃金價格上升等現象。 不過，現代金融市場較為複雜，對於全球風險因素的反應也相對迅速，政府和國際組織也有一定的應對措施，囙此影響的具體情況還需要根據事件的發展來具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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